|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话语,处于文论的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丢失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根基与命脉。医治中国当代文论由“失根”而导致“失语症”的药方,就是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没有民族个性的文论是不能与西方文论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阴影之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旧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进行现代诠释。
论文关键词：失语,古为今用,古代文论,现代诠释
“失语症”论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表面看来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要想为中国民族文论在世界文论大格局中争一个与西方文论平起平坐的位置，至少要争一席之地，有自己民族的话语和声音。但实际上，它一方面仍然默认了西方中心论，仍然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中国文论，因而从中所看出来的满眼都是西方话语，却看不出、听不见近百年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论新话语传统中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它在论证“失语症”时所使用的话语，包括概念、范畴、命题，甚至思考、推理、言说方式，无不是西方式的，包括“失语”、“话语重建”一类说法也直接来自西方。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悖论：一方面竭力论证中国当代文论完全处在西方文论的绝对支配和影响之下，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另一方面却仍然津津有味地使用着西方文论的时髦术语，演绎着西方文化的思辨逻辑。这真有点像德里达倾全力颠覆消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以语言为基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却又不得不仍依靠、借助语言来进行这一切的两难困境。由此可见，“失语症”论的诊断方式本身就值得怀疑。
那么，中国当代文论为何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呢？八十年代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 西方文论著作的大量译介,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吸引了广大学人的注意力, 于是打破了苏联模式文艺学的一统天下, 取而代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或新或旧的众多流派。文艺学研究取之于西方文论者多, 而与古代文论则相当隔膜,“言必称希腊罗马, 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 忘记了”这类状况还甚为普遍。同时,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们对于文艺界的现状也关心不够, 往往埋头于古籍丛中, 而无暇顾及古代文论的普及和应用、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和文学评论实践, 既定目标并未落到实处。
中国文论向何处去?被文论界深深困扰着的这个问题又是与传统文论的“当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被置换成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问题；而古文论“复语”的关键，又在于当代文论界的“重视”“运用”。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开始讨论中国古代文论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古文论研究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回过头来审视古文论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觉得在如何做到“古为今用”且与当代文论有机融合上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原因何在？关键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今用”。
如果古代文论研究没有真正做到“今用”（亦即所谓“意义的现实生成”），就不能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正是由于“用”的意义越来越需要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来说，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这不是我们要走向传统，而是现实的需要与召唤，使得传统在朝我们走来。我们要实现中西对话，首先得先做好古今对话；我们要从“失语”走向“得语”，就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场，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而传统理论话语就是我们当代理论话语体系大厦的基石。故有学者指出我们唯有“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2],只有鲜明民族性的理论,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论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于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寻找什么样的途径、采取什么样的继承方式来“用”古代文论，在“用”中使之与当代文论达到有机融合就成为我们当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继承古代文论的人文主义和审美主义传统,建构“有根”的当代文论
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场经济的浪潮也严重搅乱了人们内心的平静,人们注重金钱名利的追逐,却淡漠道德价值的失落。而这种不良风气同样影响到了文学界。如我们近期的文学创作以“贫血的青春美文”为时尚,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为卖点等。有人曾描绘世纪末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是“诗人死了”、“长篇小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堕落”、“报告文学等于广告文学”、“沉默与聒噪的文学批评”等等,其产生的原因则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们由此产生失落、困惑、焦虑、浮躁、愤怒直到放弃理想、责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极其庸俗的精神和相当卑劣的姿态出现在崭新的历史舞台上”[3]。显然,文学界这种“精神的溃败”和“道德危机”现象是不利于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的。因而我们应以关注当今人们的精神困惑为立足点,从解决当代文学创作所存问题的角度来建构当代文论。从这个立足点和角度出发,那我们就应该把张扬人文精神作为建构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源远流长,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儒家文论的人文主义传统和道家文论的审美主义传统对古代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是建设当代文论的重要精神资源。
任何一种文论话语，应当说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语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三者互补构成的。儒家站在社会本位立场，确立了一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理想，设计了一整套社会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以此去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并把文学也纳入这种建构之中，要求文学也站在社会本位立场去向民众施行政治伦理教化，使人去服从这种社会规范，从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道家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不满于现实社会对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桎梏，寻求远避社会归于自然，以保全个体生命的率真本性；他们在文学活动中更为注重个体生命的审美体验，追求自我情感寄托和怡情悦性，把文学作为表现寄托个体生命体验和保全自我的最好方式。中国化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人生观念和审美理想上比较接近道家，但更追求空灵境界和审美解脱。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传统是源于中国古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心态,依据佛老哲学而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等。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优良传统加以继承,融入到当代文论中去,不仅纠正当代文学创作“矫情为文”、“废话诗”的不良倾向,而且能使当代文论更具民族特色。
（二）、古代文论中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式也值得当代文论去借鉴
古代文论中的辩证思想非常突出,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民族特点。古代阴阳互化、有无相生、虚实相成、动静相宜，浓淡相补的辩证思想，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遗产。它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它的基本原则是阴阳互化、有无相生，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表现为同一与差异的协调。协调不是静止，而是彼此化生，也就是同化与异化的辩证发展过程。同时它更重视差异对立中的相互联系、阴阳合一，这就是统一性，这是一种整体的辩证观念。这种观念被用于文化交流思想，则表现为多元文化融合的思想。当代文论完全可以将其吸收并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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